優化財稅體制　確保社會福利落實

自改革開放以來，大陸憑藉著「分稅制」下的地方競爭模型，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罕見的增長奇蹟。然而，站在2026年這個關鍵的歷史節點上，過去支撐高速增長的「投資驅動」與「土地財政」模式已然遭遇結構性瓶頸。在當前國際政經局勢波動、全球供應鏈重構的背景下，北京提出的「國內大循環」戰略，本質上是一場深層次的經濟範式轉移：即從過度依賴外部市場與基礎設施投資，轉向依賴內部消費需求與人力資本的提升。

「國內大循環」的核心動能在於居民的消費預期，而預期的背後則是安全感。如果說基礎建設是經濟的「硬動脈」，那麼社會福利體系則是確保社會韌性的「軟神經」。當前，大陸基層財政出現的福利資金被挪用、擠佔現象，並非單純的道德風險，而是財政體制與事權分配失衡的結構性產物。要確保社會福利到位落實，必須深入財稅體制的「骨髓」，處理「權力傲慢」與「錢袋枯竭」的深層矛盾。這不僅是民生問題，更是關乎大循環成敗的政治經濟學命題。

一、核心病灶：「挪用」

要解開福利資金被挪用的「死結」，首須釐清地方政府在2026年所面臨的微觀激勵機制。在「國內大循環」進入攻堅期的背景下，地方政府正面臨前所未有的「三座大山」，使得挪用民生預算成為一種無奈的「理性選擇」。

1.土地財政瓦解後的收入真空

長期以來，大陸地方政府高度依賴土地出讓收入來支撐公共服務支出。隨著人口結構轉型與房地產市場的長週期調整，這一模式已徹底瓦解。雖然中央試圖推動房產稅或消費稅分成改革，但在2026年的過渡期內，新的地方主體稅種尚未能填補每年數兆人民幣的收支缺口。

2.存量債務的「利息海嘯」

2010年代累積的隱性債務與城投債，在當前進入了高額還本付息期。對基層政府而言，債務違約涉及金融穩定與官員考核的「紅線」，而民生福利支出（如鄉村醫療補貼、基礎教育經費）的縮減往往具有隱蔽性。在「保信用」與「保民生」的權衡下，後者往往被犧牲。

3.大循環戰略下的「政績悖論」

中央要求透過提升福利來促進消費，以支撐大循環；但對地方政府而言，福利支出是純粹的「財政失血」，且其產生的消費帶動效應往往具有跨區域性（如某縣居民領取福利後在外地電商平台消費）。這種支出與收益的不對稱，使得地方缺乏主動落實福利政策的經濟激勵。

二、結構重塑：解開「三大抓手」

要讓福利資金安全落地，首要前提是讓地方財政「活下去」並「轉過身」。這需要一場財政權力的合理調整。

1.推進「事權上移」，減輕基層剛性負擔

2026年應確立「全國性公共財貨中央化」原則。過去大陸存在「中央請客、地方買單」的現象，導致基層財力不堪重負。

養老與醫保中央統籌：應將養老金與醫療保險的基礎部分全面提升至中央直接事權，由中央財政直接統籌、直接發放。這不僅能消除跨省分轉接的障礙，更能從根本上切斷地方政府對這類巨額資金池的支配空間。

義務教育經費上浮：以某欠發達地區縣城為例，其財政收入的60%往往消耗在教師薪資與教育運行。若能將義務教育與基本公共衛生的負擔主體提升至省級甚至中央，將極大緩解基層「因窮而挪」的動機。

2.消費稅轉向「目的地原則」

目前的消費稅主要在生產環節徵收，且絕大部分歸屬中央。未來應加速推動消費稅下劃地方，並改為在零售端（消費發生地）徵收。

這一轉變具有劃時代意義：當地方政府的收入與轄區內的「居民消費量」掛鉤，而非與「工廠產值」掛鉤時，政府才有動力將財力投向民生福利，因為「有福利才有消費，有消費才有稅收」。這能促使地方政府從「招商引資的投資商」轉型為「營造環境的服務商」。

3.債務置換與「民生保護區」的建立

針對基層沉重的利息負擔，中央應擴大實施低息國債置換地方高息債務。但在置換協議中應加入強硬的約束條款：凡是挪用民生、教育、醫療專項資金用於償債或日常運行的地區，取消其後續債務置換資格，並進行嚴格的財政紀律審查。

三、防線：確保資金「穿透式」落地

在緩解財政困境後，必須建立硬性的約束機制，防止資金在層層撥付中「蒸發」。

1.數位人民幣（e-CNY）的「國庫直達」

2026年大陸數位人民幣體系已趨成熟，這為解決「中間截留」提供了技術可能。應實施「穿透式」撥付體系：低保金、殘障補貼、農村養老金不再經過縣、鄉政府的中轉帳戶，而是根據身分證大數據庫，由中央國庫直接發送至受益人的數位錢包。這種方式令資金流向對中間層級「不可見、不可取、不可分」，從技術上宣告了「挪用」的終結。

2.福利預算的法規剛性與獨立性

應推動《社會保障預算條例》的立法，將社會福利預算從「一般公共預算」中徹底獨立出來，實行專款專用、專戶核算。

更重要的是，應強化地方人大的實質監督權。若地方政府因平衡帳目而擠佔福利支出，應視為嚴重的程序性違法。必須從法律層面界定：福利支出不是政府的「施捨」，而是必須履行的「契約責任」。

四、戰略協同：福利落實

如果福利資金不到位，「國內大循環」將淪為空中樓閣。唯有優化分配結構，才能釋放14億人的消費潛力。

1.從「補企業」轉向

過去的財政政策傾向於通過補貼企業（如新能源、半導體）來拉動經濟。然而，當前問題不在於產能不足，而在於需求萎縮。2026年的財政重心應將資金轉向構建「社會安全網」。以醫療福利為例，當居民不再因一場大病而傾家蕩產時，其邊際消費傾向將顯著提升，這對製造業的反饋作用遠大於直接補貼工廠。

2.城鄉福利一體化

長期以來，大陸的福利體系與戶籍深度掛鉤，導致數億農民工在城市「有工作、無根基」。在大循環策略下，必須實現「福利跟人走」而非「福利跟戶口走」。當一名四川籍工人在廣東能享受同等的租屋補貼與子女入學權利時，他才會將儲蓄轉化為在居住地的長期消費，進而真正引爆城鎮化的內需潛力。

大陸在2026年所面臨的挑戰，本質上是一場「財政契約的重構」。這要求中央政府展現高度的政治智慧：既要收回容易被地方扭曲的撥付權力，以確保公平；又要給予地方穩定且與民生改善掛鉤的稅收來源，以激發活力。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，社會福利資金絕非地方政府的「盤中餐」，而是全體民眾的「保命錢」，更是國家大循環系統運行的「潤滑劑」。唯有通過財稅體制的深層優化，讓地方政府從追求規模擴張轉向人民福祉，大循環才能在互信與保障中真正轉動起來。這不僅是經濟轉型的必然，更是社會長治久安的根本。◆